东莞一处废弃的鞋业批发市场。这座镇上的工厂目前举步维艰，但曾一度占全球运动鞋生产的四分之一。

（摄影：Lam Yik Fei 林亦非/纽约时报）

正是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纽约时报报道称，已经有中国工厂将生产转移至美国。

中国棉纱企业Keer Group 科尔集团早在两年前已经斥巨资2.18亿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Lancaster County兰开斯特县开设工厂。据纽约时报称，Keer Group 科尔集团发现本地人极为渴望工作，哪怕工资低。另外，当地还有价格便宜而又丰富的土地和能源资源，以及享受大量补贴的棉花。据International Textile Manufacturers Federation国际纺织制造商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纺纱业在中国的成本比在美国高出30%。

那么为何中国的劳工成本陡然走高？NGO组织China Labour Bulletin中国劳工通讯传播总监Geoffrey Crothall郭展睿的一篇评论文章似乎道出真谛。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Geoffrey Crothall郭展睿评论称，“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地方政府急于吸引投资，特别乐意对无视法规的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如今，中国政府正在主导产业转型，而产业工人伴随着互联网维权的便利以及不断觉醒的权利意识正在加紧向工厂主讨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福利。因此，过去几年，那些曾经为中国制造业创造辉煌的供应链工厂主们两头不讨好，转移势在必行。

Adidas Speed Factory的自动化设备

作为将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实际上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正是上述现状典型性“受害者”之一。

2014年，作为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最大供应商的裕元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0551.HK）的工人因不满工厂未为工人缴交足额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发生停工事件，促使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不得不向其他供应商转移订单。

Adidas Speed Factory的建立恰恰在裕元事件之后不能仅仅理解为巧合。

另外，据无时尚中文网2015年报道，Adidas 阿迪达斯品牌全球运营负责人Glenn Bennett 表示，为了适应欧美主要市场更快的上新速度和库存周转，Adidas 阿迪达斯旗下年轻品牌NEO的供应商更接近欧洲和北美市场，尽管Glenn Bennett未指明NEO这些供应商位置，但是目前主流的欧洲供应商多聚集于土耳其、波兰等接近亚洲的欧洲国家以及欠发达的东欧国家。

对于Adidas Speed Factory的建立，尽管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方面表示目前目标不是渠道传统制造商，但是负责该项目的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科技创新副总裁Gerd Manz并不讳言，该项目不仅仅是产品创新，而是更多的着眼于经验创新，试图让这种经验能够为集团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Adidas Speed Factory

同样是BCG，在2015年初发布报告称，伴随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价格下跌将引发新新一轮的制造业革命，而未来十年，自动化能力将由目前的10%提高至25%。

实际上，关于机器人取代人的讨论并不是从今年开始，2014年开始，全球媒体、科技及制造业就在讨论这一趋势，甚至早在2013年，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东莞市政府就决定每年拿出2亿元人民鼓励企业“机器换人”。中国政府这一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产业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还要面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将面临负增长的局面。在过去两年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珠三角的工厂主亦普遍反映，即使不考虑人工成本上涨，目前亦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新一代劳动力流转情况极其严重。

因此，作为Adidas 阿迪达斯及Nike 耐克这样每年仅鞋子销量就高达数千万，甚至超过1亿双的巨型品牌公司来说，不得不考虑未来能够主动掌控供应链，毕竟机器人更有保障，它们不会罢工、对加班任劳任怨。

Adidas AG阿迪达斯集团科技创新副总裁Gerd Manz在Adidas Speed Factory开业时亦坦承，未来一天不排除会使用机器人技术生产Adidas 阿迪达斯的流行款式，“使用本地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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